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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过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,再来谈成功

试过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,再来谈成功在台湾交换学习那半年,我常去宿舍旁的一家红豆饼摊位买小吃。我爱去的那家,是三个男人共同经营的:阿公、爸爸、儿子。阿公负责翻烤外圈,让它维持脆而不焦的口感,爸爸搅拌制作着不同的馅料:奶油、芋头、红豆,儿子正当壮年,用沉重的木勺子,把一口口馅料涂抹均匀。买得多了,我排队时开始细细观察他们的动作配合、语言交流,甚至眼神交换。一句废话也不需要,他们就能流畅地完成一整道制作工序。这种看似浑然天成的默契,其实来得艰难。从阿公摆摊卖红豆饼起,这家店已存在了五十年,父亲接过了阿公的手艺,再把它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儿子。和他们从主顾变成朋友后,我曾发问过,会觉得闷吗?把一辈子都融进这甜食里,会不会感慨壮志未酬?不会啊。那做事利落的年轻人答得也干脆,你看那么多人喜欢我做的红豆饼。年轻人看着我,用带点好笑的口吻答道:“一开始是会啊,觉得阿爸和阿公教我的东西很不时髦。凭什么别人都在滑板玩摇滚,我在捏红豆饼。但是后来发现,那么简单的一门手艺,居然也有很多诀窍和要点,也需要花费好多心力,那时候我才想明白,攀登每一个行业的最高峰都不容易,做最棒的红豆饼和做最牛的工程师一样,都是要非常专注才能成功的。你闻一闻,多香啊,我怎么舍得放弃。”交换学习回来后,我看到一门讲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课,一看课程介绍培养学生对西方艺术史的粗浅理解,让学生感知美、欣赏美,乃至创造美。怎么听怎么轻松,便选了它。老师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儿,教的尽是些冷僻课程。但他的课完全出乎我意料。大半头发都白了的老师,一上台先鞠躬,感谢我们的出席,继而转身,一言不发地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坐标线,标注出现代文艺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以及代表人物。他一路梳理文艺脉络,从高更到毕加索,从德加到塞尚,栩栩如生,细节毕现,镇住了底下一票攥着手机打算刷微博的少年。当他语调平缓地,讲起莫奈一生对花与水的执着时,我突然意识到,窗外是春天啊。总是很感激,遇上这些耐得住性子的人。刚上大学时,我常常翘课,专业课上翻小说,选修课上看电影,期末考前通宵一场,就算是给这门课的最高敬意。但与我同宿舍的女同学不一样,她把做科研作为奋斗目标,明确得让我们汗颜。平日里非常寡言,我们讨论时事交换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时,她埋头看大部头的专业着作,对一连串时髦词汇完全无感。文学史课上,我跟老师一唱一和讲段子,一扭头,看到她在默背民国大事记。半年前,她拿了国家奖学金,去了美国交换学习,甚至连留给我的结尾,都让人无语凝噎:宿舍里四人碰杯,我们喝的是啤酒,她拿茶水蒙混。在每个人都在尽力表现出格的年纪,我很轻易地,判定她很闷。但此刻,我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她挺炫酷的。在全班人都在焦虑毕业担忧前程,却又要假装大大咧咧的环境里,她选择了老老实实的活法。在我们踊跃表演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纪,她选择了克己复礼。这种节制的不动声色的活法,好像比荷尔蒙怂恿下的满不在乎更酷耶。她摆明了只想做优等生,她也确实做成了优等生。我认怂了,不再用无所事事的口吻,来证明自己的炫酷。有些人生来就能用单脚站立,我不行,我需要两只脚踏踏实实地踩在地面上,才能站得很稳。我虽然怂,但爸爸非常炫酷。年三十的下午,我们在楼下准备烧菜跟亲戚闲扯搓麻将嗑瓜子,他一个人在楼上,翻译一道竞赛经典例题。有一桌三缺一,我妈让我催他下来凑数,我蹦蹦跳跳地跑去找他。爸爸躲在一沓沓资料里,躲在很重的辞典后面。爸爸老了,发际线越来越高。可是专心的爸爸好酷呀。我跑到他面前,弯下腰问他:你给我腾点地方,我陪你看会书好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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